现代人把素质教育看做是一种与传统教育迥然不同的新型教育模式。其实，任何形式的教育都具有培养人的素质的功能，只不过在培养人的素质的质上和量上存在着差异而已，况且素质教育既是一种理想型的教育，也是一种不断走向完善的教育。实际上，现代素质教育正是在吸取传统教育职能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而提出来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把孔子的教育模式看做是通往理想的素质教育之境的一份宝贵的资源和一个必经的环节而对其进行了具体的探索。在论证的过程中，除了吸取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外，还参考了郭店楚简和上海馆藏楚简的一些新资料。

一、孔子教育模式的性质

孔子教育模式的性质是什么，目前说法不一。有人把传统教育归结为应试教育，而把现在正在进行的教育归结为素质教育。由此推之、孔子的教育模式当然属于应试教育。其实不然。应试教育是一种以升学考试而不是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教育。一讲到应试教育，人们自然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但是，科举制毕竟在隋唐时期才开始出现。隋唐以前，考试选才在整个用人制度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也就谈不上应试教育。而且，在科举考试施行的初期，还是以“才志”取人的，而“才”与“志”正是素质方面的要求。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把科举制简单地等同于应试教育，这正如我们不能把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的高考制度简单地等同于应试教育一样。

既然孔子的教育模式不属于应试教育，那它能否归属于素质教育呢？这得从教育与人的素质的关系着手进行辨析。人的素质有先天和后天之分。先天素质是一个人未来发展的基础，后天素质是经过后天的教育、改造和环境的影响形成的。真正能反映一个人的素质的不光是其先天素质，而主要是其后天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教育都具有提高人的素质的性质，不能提高人的素质的教育，既无从产生，也难以持久。不过，人的素质既可指单项素质，也可指多项素质或综合素质。单项素质是个人将某一素质在同自己的其他素质或同别人的相应素质作比较时所显示的优势。通过这一优势的发挥，可以使人比较容易地获得成功。但若只注重人的单项素质，而忽视人的其他素质．就会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甚至是畸形发展。我们时常批评某种教育模式的不足，就是因为这种教育模式只注重学生的单项素质，而忽视了学生的其他素质的培养，甚至颠倒了主次。应试教育之所以遭到批评，就是因为它过于注重学生“考试”能力（素质）的培养，而把应该培养的基本素质淡化了。由于应试教育存在严重的局限性，所以要提倡“素质教育”。

所谓素质教育，是指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出发，以提高受教育者的基本素质为目的的教育。从学校教育来说，它以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目的；从社会教育来说，它以提高全体国民的基本素质为目的。素质教育有如下特点：第一，在教育对象上，学校的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社会的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国民。第二，在教育目标上，注重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第三，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精神和主动精神。素质教育的观念是立足于当代社会而提出来的．它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术语，因而不可能在传统教育中找到它的模式。因此，我们不可能把孔子的教育称为素质教育。但是，若将孔子的教育模式与现代素质教育模式相对照，就不难看出两者确实存在着许多一致的地方。若以历史的目光来看待素质教育，则孔子的教育模式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素质教育所达到的水平。正是由于孔子的教育不属于应试教育，而是注重“素质”的教育，他才成为名垂青史、举世闻名的大教育家。

二、“举贤才”与“有教无类”──教育的普及及全民素质的提高

中国早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就已推行“选贤与能”的任用制度。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从历代打天下到坐天下的政治实践中，深深感到重用贤才的重要性。伊尹讲的“任官惟贤材”，周武王讲的“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都体现了“任贤”精神。而且自商代至春秋，还有不少君王破例从出身低微的人群中选拔贤才，并予以重用。伊尹、傅说、胶融、管仲、孙叔敖、百里溪等就是这样被选用的。正因为这些君王知人善任，才创造了“三代”的辉煌和春秋的“霸业”。

但是，“三代”的任用制度主要还是宗法等级世袭制。宗法贵族为官是与生俱来的，而“工之于恒为工，农之于恒为农”，平民百姓是与官无缘的。孔子幼时家境贫寒，自称“吾少也贱”。十七岁时，“尚未获得一般士的资格，不过是有自由身份的庶人而已”。若不是当时用人制度的改变，孔子也就无法脐身于士大夫之列。为此，他主张“举贤才”，[5]以便为平民进入官宦阶层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同时他意识到：平民要进入官宦阶层，就必须提高其德才素质；而要提高其德才素质、就必须接受教育。正如其高徒子夏所说：“学而优则仕。”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有权受教育．因而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当官的资格。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了其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贤才”和官吏，以实现其政治思想。在教育的对象问题上，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本义是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的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就说明了后一点。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性相近”说明了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习相远”又说明了实施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皆可以通过教育成才成德的”的认识，孔子才作出了“有教无类”的决断。

“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六艺”与“六书”──较完备的教育内容

传授什么样的教育内容与培养学生什么样的素质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的教育内容经过漫长的演进，逐渐形成了以“六艺”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孔子的教育科目正是以“六艺”为基础的。所谓“六艺”，是指“礼”、“乐”、“书”、“数”、“射”、“御”。在“六艺”教育中，“礼乐”处于中心地位。孔子强调，无论贵族和平民，都必须接受礼乐教育。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而对于平民来说，接受礼乐教育是其通往仕途不可缺少的条件。

从“六艺”教育的特点来看，第一，诸育兼备。礼、乐、书、数为文育；射、御为武育。礼、乐侧重德育，兼含美育；书、数侧重智育；射、御关乎体育。第二，知能兼求。“六艺”教育不仅在于向学生传授六种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六种艺能，是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的结合。第三，层次有别。书与数为“小艺”，关乎民生日用，为小学必修课；礼乐射御为“大艺”，关乎从政之术，为大学必修课。“六艺。教育，“在一家程度上符合人的多方面发展的要求”。

除了“六艺”外，“诗”也是孔子教育的重要科目。诗学不只是学《诗经》，而是关于学诗与赋诗方面的学问。孔子把诗学看得非常重要。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说：“不学诗，无以言。”掌握诗学，不仅有益于提高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而且对于从政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引诗言事和赋诗明志的风气，在春秋时代各国语侯公卿大夫中已相当流行，恰当的引用诗乃是官方场合委婉和雅致地表明意见这不可或缺的语言艺术”。因此，对于当时的公卿大夫而言，诗是必修课。孔子所言“远之事君”、“授之以政”、”使于四方”，表达的正是这一用意。

孔子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教学科目，而且开始自觉地收集和整理历史文献资料，编著成教学用书，统称为“六书”，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书”是我国第一套较完整的教科书，它们分别代表了文学、政治、伦理、音乐、哲学、时事六项内容，而且《书》与《春秋》兼有史书的价值。关于“六书”各自的教育功能和教育目标，孔子概述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孔子还指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总之，孔子的“六艺”与“六书”教育，无论就其科目设计门类，还是就其教材编排内容，都是相当丰富、全面的。这些教育内容既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又注重实践技能的训练；既有自然科学知识，又有社会科学知识。这说明孔子对教育内容的设计，已注意到了学生德、智、体、美诸素质全面发展的需要，反映了当时素质教育的最高水平。

四、“君子”与“因材施教”──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孔子的教育，体现了教书育人的精神。从“教书”来讲，就是要培养有能力有学问的贤才；从“育人”来讲，就是要塑造理想的人格。孔子虽崇拜“圣人”，但他眼中的“圣人”太完美了，连尧舜都未达到，自己也不敢当。故他并不把成为“圣人”作为教育的目标，而把重点放在培养君子人格上。在《论语》中，孔子所描绘的君子是仪表瑞庄、崇德向善、慎言敏行、学以致道、善于交际、爱才惠民、安贫乐道的人。此外，君子还有“三戒”、“三畏”和“九思”。

不过在孔子那里，君子标准可高可低，高到德、才、智全面发展，低到能具备某些优点就行了。君子既要求完美，又不尽完美。孔子讲低标准，是要为人们的人格修养提供信心；而讲高标准，是要人们不断走向自我完善。而且，人的德才越完美，就越有“君子”味。因此，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即既有质朴的品性，又有动人的文采，才能称得上“君子”。孔子还提出了“君子之道”的三项要求：“仁”、“知”、“勇”。君子人格的最高境界，孔子称之为“成人”。何谓“成人”？孔子解释说：“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即要做一个“成人”，必须达到智、仁、勇、艺、礼、乐六个方面的要求。这是一个几臻完美的人格，要达到这一境界，确实不容易。为了不至于使人对“成人”人格的追求望而却步，孔子补充说：“今之成人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君子”是孔子培养的共性人格，“君子”之门是向每一个人敞开的。但每一个君子又各具特色。既然一个人能成为君子，就说明他具备了某些优点；既然君子需要不断完善人格，就说明君子还存在着先天的不足，需要加以改造。孔子培养学生的君子人格、就是在对学生的优点和不足有了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发现了颜回之“贤”（聪明）、闵子骞之“孝”（孝友）、仲由之“果”（果敢）、端木赐之“达”（达理）、冉求之“艺”（多艺），又发现颛孙师之“辟”（偏激）、仲由之“颜”（鲁莽）、高柴之“愚”（愚笨）、曾参之“鲁”（迟钝）、申枨之“欲”（多欲）。孔子在掌握了学生的具体情况以后，实行了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的原则。首先，孔子根据学生的特长来培养专才。在孔子有针对性的教育下，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德行”方面，宰我、子贡在“言语”方面，冉有、季路在“政事”方面，子游、子夏在“文学”方面，均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其次，孔子依据“中庸”原则对学生的偏激进行矫正。如颛孙师的毛病在“过”（过甚），卜商的毛病在“不及”（赶不上），对此，孔子提出“过犹不及”，要他们达到中庸之道。又如冉求的毛病在“退”（退缩），仲由的毛病在“兼人”（好胜），据此，孔子的对策是对冉求以“进之”，对仲由以“退之”。孔子还根据学生的知能差异，对同一问题采取不同的回答。如樊迟、仲弓、颜回问“仁”，孔子以“爱人”答樊迟，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仲弓，以“克已复礼”答颜回。又如子贡、司马牛、仲由问“君子”，于贡、于张、仲由、叶公问“政”，孔子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

孔子尊重学生的个性，发挥学生的专长，通过因材施教，使广大学生成了各方面的“贤才君子”。有史以来，子孔子是第一个实践因材施教的教育者，也正是因其注重因材施教而在教育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五、“启发”与“笃行”──学生主体精神的发挥

孔子在教育上主张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知识教育中，孔子不仅要求博学多闻，还要求学生将“学”与“思”相结合。孔子在施教中，特别注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好学”的精神。孔于主张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好学精神，而且更要使学生乐于追求知识。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乐之”可以说是学生主体地位的最高体现。在道德教育中，孔于强调“为仁由己”，要求学生将外在的规范变成内在的自觉，并在“安仁”和“好仁恶不仁”中表现其道德主体性。

颜回称赞孔子“循循然善诱人”。而孔子“善诱人”的绝招就是他所首创的启发式方法。他说：“不愤不启，不诽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8]孔子启发式教学的基本精神，一方面表现为让学生先动脑筋思考，教师在学生经过反复思考仍然不能搞懂的情况下才去启发他们；另一方面，表现为学生经过启发后应能够举一反三，施教者如不能使学生举一反三，即使讲得再多也没有用。

在启发式教学中，孔子提倡学生碰到问题就问“如之何”（怎么办）。他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7]即对于一个从不问“怎么办”的人，我也不知怎么去教他。他反对学生惟师是从，对额回“于吾言无所不说”[9]的学习方法提出了委婉的批评。甚至他还提出了“予欲无言”的教学思想，这意味着教师少讲或不讲，让学生自己去学习，甚至让学生自己去寻找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一方法似乎更接近现代教育中的“发现法”。

孔子不仅引导弟子从历史文献中获取知识，而且在“礼失而求诸野”和“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历史背景下，他把弟子引向民间、引向蛮夷。孔子要求学生“多闻”、“多见”，为此，他常带学生出游，远至列国，在出游之中体验生活，培养处事应变的能力。可见，从社会中学习，是孔子教育的一大特色。

孔子还强调知行统一，学以致用。孔子特别重视“行”，把“行”观为“四教”（文、行、忠、信）之一。他认为，在“文”与“行”之间，“行”比“文”更重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对于做人来说，要“油于言而敏于行”；对于察人来说，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关于“用”，孔子常以学诗与学礼为例，说明所学的知识只有用来指导实践，产生实际效果，才能显示其价值。不能在实践中发挥效益，学得再多也没有用。

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和游历中教学的方法，是典型的素质教育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即使在实行现代化教学的今天仍然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