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文静，与他的家庭环境、性格有关，还与其经历有关。王维文词清雅，风度高胜，超然山林间，疑其非世之人。而居位显荣，污贼不能死，适累是图，惜哉王维的文静，与他的家庭环境、性格有关，还与其经历有关。这首《终南别业》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里是写王维归隐生活的乐趣。王维说自己到了中年以后，就很注意养生之道了，后来又把家安在终南山边，生活更加悠闲了。兴致来了，就独自漫游，随意而行，走到哪里算哪里，不知不觉来到流水的尽头，无路可走了，索性就地坐了下来看行云变幻。碰到山间老人，就谈谈笑笑，把回家的时间也忘了。这样的生活，看起来很美，真正过起来还需要莫大的勇气与毅力。很多人都说，这样的诗歌充分表现了诗人那种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风采。王维性格中淡逸的一面十分醒目，却未必是他的全部。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并非浑身静穆，整天飘飘然，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王维说自己“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只说中晚年以后他的生活很平静，可见青年时期他的心情未必宁静。

中状元的那年秋天，王维离开京城，来到济州任司仓参军，济州在今山东荏平西南，王维在那里整整呆了了四年多。这段时间王维非常苦闷，一个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刚刚步入仕途，对未来饱含期待，有无限的憧憬，但发现自己被人遗忘在偏僻的角落，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漫漫长夜中，黎明迟迟未到，诗人无法忍受寂寞，四年之后他辞去了司法参军一职，离开济州隐居于淇上。两年后又回到长安，闲居了很长时间。此时的王维还没有体现出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一面，他对入仕有着强烈的向往。

开元十六年（728年）孟浩然到长安应试，第二年冬却怅然而归，写了一首诗留别王维：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孟浩然说，偌大个京城，没有一个做高官的知音，自己苦苦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看来自己只能回到襄阳老家，在寂寞中度过此生。传说孟浩然的失意，是因为他面试失败。当时他正与王维聊天，唐玄宗突然驾到，他无处躲避，只好藏在床底下。后来玄宗知道了，让他出来吟诵诗歌，他无数的好诗，偏偏选择了一首《岁晚归南山》，说自己“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唐玄宗很生气，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于是就把孟浩然放还南山了。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当时王维自己都还没有找到出路，玄宗皇帝怎么会去看望他呢？看看他写给孟浩然的诗：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他劝孟浩然老老实实回乡隐居，不必再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就在乡间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算了。自己中了状元后又如何，还不是两眼一摸黑，赋闲在长安吗？当然，在这里王维只是发牢骚而已，他从隐居地淇上来到长安，本身就带有某种想法。在长安这些年，他也没有停止活动。大约三十四岁那年，王维献诗中书令张九龄成功，后来被拜右拾遗，写了一首答谢诗《献始兴公》：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任固其优。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这样的诗歌，很难让人想象出自超然物外、天性淡泊的王维之手。他首先说那些隐居山野的文人逸士都是鄙陋之人，见识太短，所守的乃是“匹夫”之节，大丈夫不为也。然后又称颂张九龄大公无私，为苍生谋福利，值得天下人景仰。最后“跪自陈”,说明自己为张宰相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希望能够进入他的帐下，为朝廷排忧解难。张九龄是宰相中的诗人，诗人中的高手，艺术气质太浓，自然看不起政治手腕，很快在与李林甫的争斗中败北，黯然离开首都。据说他的离去，标志着大唐盛世开始从高峰回落。王维的心情也从高峰回落到谷底，此后几年虽然也在朝为官，但日子过得不咸不淡，总在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这样的闲职转来转去。其间，还曾赴河西节度使幕，在边塞生活了一段时间，留下了不少好诗，如《出塞作》、《使至塞上》等，让我们见识了诗人慷慨的一面。

让王维彻底沉默无言的，是他有过做“伪官”的经历。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攻陷潼关，随即进军长安。《旧唐书》说玄宗“出幸”,《新唐书》说玄宗“西狩”,而事实是玄宗仓皇出逃，狂奔至四川。四川真是个好地方，尤其是战乱之时，皇帝都很喜欢它，后来的唐僖宗、民国的蒋总统都曾“出幸”或“西狩”至此。四川人民也非常欢迎这些皇帝的到来，在特殊时刻皇上能够选择四川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信任，更何况很多风景区、名胜古迹都是由于皇帝“到此一游”而身价百倍。

玄宗出逃时，朝廷百官顿时分成好几派，有忠心耿耿随皇帝出逃的，有积极主动与新君安禄山合作的，有自谋出路避往山间乡野的，也有摇摆不定、静观其变的。王维属于哪一类，史料有限，不敢妄言，应该是属于忠心耿耿那一类吧。《旧唐书》说他是“扈从不及，为贼所得”,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逃跑便作了俘虏，也就是说他有逃跑之心，只不过还没有付诸行动。仅仅是这一点，就比周作人不愿“扈从”强了许多。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王维确实不是一个“汉奸”.周作人呆在北平，有人在大门口放了一枪，他就乖乖地为日本人服务去了。王维见势头不对，马上吃药取痢，假称患病，这是一种什么策略？是甘地所宣扬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可以理解为反抗的一种形式。

安禄山没有放过他。《旧唐书》云：“禄山素知其才，遣人迎置洛阳，拘於菩提寺，迫以伪署。”乱世有才名，也会带来烦恼。《新唐书》也说安禄山因为爱惜人才，让王维做了他的给事中。王维自己宣称他是在刀剑的威逼下做了伪官，在替同样做过伪官的韦斌撰写墓志铭时，他描述了自己这段经历：“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他说，安禄山进入两京的时候，大臣们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自己这类小官就像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后来自己吃药称病，准备潜逃，结果引起叛军警惕，被抓了起来，十多天没怎么吃饭，大小便都在关押的房间里，外面的守卫拿着刀枪棍棒，架在他的脖子上，将诗人捆成粽子形状送到安禄山他们办公的地方。

这样看来，安禄山并没有因为王维有才而怜惜他。王维声称他是在饱受折磨与屈辱之后，才迫不得已做了伪官。直接而有力的证据，是王维在此期间所写的一首诗，诗题很长，大意是当时在被拘禁在菩提寺，老朋友裴迪来看望他，说起逆贼安禄山在凝碧池旁大宴宾客，并让唐玄宗的皇家乐团在旁伴奏一事，王维一时泪下，偷偷写下这首诗给裴迪看：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首诗可谓一字千金。至德二年十月，大唐的军队收复东京洛阳，投降的伪官三百多人都被押往西京长安受审。大头目如陈希烈等都被关押在大理寺、京兆狱，王维这类文官或小头目被关押在宣阳里杨国忠旧宅。两个月，惩处“汉奸”的条例公布出来，按罪行大小分为六等：罪大恶极者处死于菜市场；次一等赐其自尽；次一等重杖一百；次三等流放、贬谪。王维的罪行，最低也当流放，但最后不仅得到唐肃宗的谅解，而且还给了个太子中允之职。为什么呢？据专家推测，理由有三：一、写过前面所说的这首表忠心的诗；二、他的兄弟王缙提出削减自己的官职来营救兄长；三、当时的宰相崔圆伸出了援助之手。据说，王维与当时的大画家郑虔、张通还被关押在杨国忠的老房子里的时候，崔圆从大山沟回到京城，有了豪宅要装修一番，经常把这三人捞出来为自己的房子画壁画。倘若在开元、天宝的盛世，这些画家无论如何都会维护自己的身份，维护艺术的尊严，但现在把给宰相画壁画当作救命的稻草紧紧抓住，拼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书上说是“运思精巧，颇绝其艺”.这样卖力，崔圆宰相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关键时刻拉了他们一把。

大唐皇帝爱惜人才，原谅了王维，但后世的文人却不愿轻易放过他。元代有位名人叫吴师道，看到王维留存的《辋川图》这副画，写了如下一段文字，说“（王）维文词清雅，风度高胜，超然山林间，疑其非世之人。而居位显荣，污贼不能死，适累是图，惜哉。”意思是王维诗歌写得好，气度高雅，有神仙的风姿。但身居高位，当了俘虏却没有一死了之，使他图画的价值也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王维应该像后世的贞妇洁女，一旦被登徒子看见了自己的胳膊，要么就应该将自己的胳膊斩断，要么就应该一头撞死在墙壁上。王维失节后，没有选择自尽，吴礼部认为，这种没有节气的文人，他的画再好，我们也不应该喜欢。还也有人说王维诗歌写得也不好，根本不值得去读，大理学家朱熹说：“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